悼念邓正来老师

虚空有尽，我愿无穷

                                                              ----悼念邓正来老师

席天扬

作为一名晚辈，我和邓老师的交集不多。他到复旦大学组建高等研究院时，我已经离开复旦到纽约大学读书。现在回忆，想得起来的能够有两三次晤面。

第一次是在2009年夏天，我从纽约回上海休假。邓老师的博士王勇和我联系，邀请我到高研院做一个简短的报告。我才注意到高研院有一个以青年学者为对象的“通业青年讲坛”，已经有声有色地办了好多期。后来在光华楼洁净敞亮的办公室见到邓老师，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总是笑眯眯的，完全不似“正来学堂”主页上的严肃，而是一幅散淡怡然的样子。二是他的目光，格外有神，仿佛能穿透你的内心似的。

那天演讲的总共有四人，除了我之外，其他都是复旦文史哲方向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演讲开始前，我才注意到每个人就坐的话筒旁边还有烟灰缸和火柴----这是在中国。我注意到邓老师伸手去摸火柴，又停了下来----一个女同学跑到他那里说了些什么。接下来，邓老师宣布了讲座的纪律：所有人不得抽烟。

所有人演讲完毕后，先由邓老师逐次简短地评论，然后大家再自由发言。那天我报告的题目是美国2008年总统选举背后的政党政治，具体内容已经完全不记得。我觉得自己讲得很差，但邓老师能够从每个人的发言中找到闪光点，并结合中国语境中的问题意识进行发挥。会后，邓老师以高研院首任院长的身份为我们每个人颁发了证书和纪念品。那个证书很重，一直放在我在上海家中的书架上。

2010年的夏天，韦森老师主持的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所在复旦成立，邓老师过来祝贺。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他后来还参加了在浙江长兴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我见到邓老师后，抱歉说他以前提到的为他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撰稿一事，由于我自己的懈怠，一直没有实现。他也仍是微笑，一派散淡怡然的神情。

再往前追溯，我作为千万学生中的一员，通过邓老师翻译的哈耶克作品认识西方学术。在90年代末复旦文科图书馆的二楼书库里，邓老师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是我经常翻阅的。我当时的感觉是太艰深了，似懂非懂。时至今日，我仍无法说哈耶克的著作对于我的学术和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的导师韦森教授，是另一位在早年间把哈耶克的理论以及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想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的主要学者。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许多青年学人正是通过阅读翻译的哈耶克作品，通过邓正来、韦森、汪丁丁、冯克利等学者的工作，与自由和宪政的思想结缘，与当代西方世界的学术结缘。在当代中国学术起步的年代，邓老师和其他许多学者一道，是翻译家、思想者、布道者。正是这些前辈们筚路蓝缕的努力，为我们打造了具有宽度和厚度的学术环境，福荫我们这些后来者。今天中国的社会和人文学术有这样快的发展，学术和思想在国内受到巨大的重视，我们应该记得邓老师这样的开拓者。

从2010年夏天再往后，我没有见过邓老师，但2012的春天有多次的邮件往来。我在纽约大学的导师Adam Przeworski接受“上海论坛”的邀请做主旨演讲，此外由经济学院和高研院联合举办了一场学术演讲。2012年的几次通信，让我对邓老师的风格有了更多的认识，那就是高效、务实，特别有企业家精神。我想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能够只身前往上海，在复旦一手创办起高等研究院来。我在国内参与过的讲座论坛之类的活动，高等研究院是组织和宣传工作做得最好的之一。邓老师的干练，有时候达到近于“不讲情面”的地步。比如，我在通信中说Przeworski教授演讲的时间放在某月某日“应该没有问题”，他立刻回复我说“不是应该，是必须没有问题。否则就要和其他人的演讲冲突了。”这种做事情上的严谨对于我是很好的一课，现在想来，我觉得他不仅是在和别人打交道时一丝不苟，对他自己也是这样严苛吧。

我查了一下自己的邮件，邓正来老师和我之间的最后一封邮件是2012年的5月22日，内容是关于Przeworski教授著作的翻译，“天扬：这个想法好，我支持。但是很遗憾，我的学生现在都很忙，考虑到翻译质量，我建议另请高手。此事不能随便。”

在这个大千世界里，人与人之间通过各种际遇结缘，而缘分有深浅之分。算起来，我和邓老师的缘分应该没有太深：毕竟我只见过他两三次，我只是他交往过的许许多多晚辈学生中的一员。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邓老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此事不能随便。”

今晨在网上读到纪念文章，说邓老师在闲暇之余经常用正楷抄写《金刚经》。我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个佛教徒，但回想起来，他的怡然恬淡，他的乐观知命，他的一丝不苟，似乎都是佛家修戒、修定、修慧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千万学子通过他翻译和介绍的哈耶克和学术思想结缘，这是最了不起的功德。又看到，年初邓老师在微博上说自己秉持着“向死而生”的信念，我想邓老师或许已经参悟了生死，不住生死，不入涅槃。如果这样的话，他一定还会乘愿再来，继续利益众生，我为他感到高兴。我就以邓老师喜爱的《金刚经》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表达对他的缅怀和祝福。

“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2013年1月24日于纽约

为什么要做学问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学术研究的道路？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便说这是每个人的比较优势使然。其实这个答案没什么道理，因为我们并不总是能知道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哪儿。我会被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难住。有次一个老同学问我，你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什么？我同样没有答案，便反问他，他说到是“金钱和美女。”我被这样的直率所折服，竟无言以对。

其实，类似于“你为什么一定要做现在做的事情”的，是很好的问题。现在我的答案是这样的：我并没有一定要执着于做这件事，我并没有一定要执着于走学术研究之路，成为一个教授或知名学者，等等。如果你去问一个厨师——很高水平的厨师——“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厨师？”答案可能是“小时候家里穷，”“没考上大学，”或者“爱好吃”等等。人们走上某个道路，常常不是有意识选择的结果。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在这些领域做出杰出的贡献。哪怕是想厨师这样传统眼光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行业，也仍然会有大师，会有人把厨艺上升到哲学的境地。

在我看来，做学问和扫地、开车、烹饪、做买卖一样，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种。如果说做学问亦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无不可。就像人们由于各种机缘成为清洁工、司机、厨师和商人一样，也可能出于某种机缘成为学者教授。人往往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但是在每一条路上，你可以决定自己能够走多远：这取决于一个人的努力、意志、品德和悟性。关键是，有没有把职业当作探索人生的“道”来求道的精神。在我看来，一个人的职业、身份这些属性是内在于心的。缺乏相应的能力、格局、品性的人，即使把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也只能是尸位素餐的角色。

最后，每一种道路都是独特和精彩的。用绳命大师的话来说，绳命，是如此井猜。我觉得做学问的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可以从中收获一种思想创造的快感。而思想是很有力量的东西。

自强、自信和自省的新时代

这两天在网路上看奥运，感到非常振奋。最令我感动者，不是金牌、奖牌，也不是健儿们的优秀的技战术水准，而是他们高昂而自信的精神面貌。从叶诗文、孙杨到陈定，这些二十上下的年轻人，不仅在竞技上力压西方运动员，而且赢得漂亮、自信，在气场上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不是什么举国体制的产物，而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文化上自信、自强和自省的新时代，其根本的特征就是既不妄自尊大，也不跟着西方亦步亦趋。从运动界、媒体到网友，中国人越来越会以一种幽默豁达的心态来看待比赛的胜负，学会享受运动比赛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关心分数。90后的年轻一代的崛起，让人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对此时代大势不加体察者，将是极为愚鲁的。在4年前的北京奥运，中国代表团凭借主场之利，获得了金牌第一，但在奖牌总数落后于美国。4年后在伦敦，中国对在尽失地利、被各种阴谋阳谋包夹之下，目前仍然在金牌和奖牌总数上力压美国。何也？时也，势也。中国的文化独讲求一个“势”字，这一点是西方文化所没有的。所谓天下大势，浩浩汤汤。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三国鼎立的大势。又贾谊《过秦论》中言秦“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亦在一个“势”字。我们所见证的是古老的东方古国的崛起，这是从1911年起的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所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这个理想不再是一个幻影，它正在向我们走来。

文如其人

这两天修改论文，自觉比以前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在表达一个思想的时候也更有把握。这时候再看两个月前写的东西，虽然也是字斟句酌写的，仍需要大段地删去。改论文，其实就是沙里淘金的过程，是对自己的心智、心力和心性的最好的锻炼。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一个人的文字，往往反映出他的心智和心性。读Jon Elster的书，眼前就能浮现出他生动幽默，旁征博引的样子来。读诺齐克的书，就强烈感受到这个人逻辑的清晰和思考问题的力度。这两天读阿伦特，也从字里行间读出她的沉静和优雅。

我们经常也能觉得自己写作不够好，或者杂乱无章，或者苍白无力，或者混沌不清，这背后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文字表达的技巧，更是心力和心性上的不足。写作其实就是练“心”。内心杂乱的人写不出有力量的东西。

我刚开始读博士时，第一学期选修了一门“美国政治”。这门课是两个教授合起来上。最后的期末论文交上去时，两个人都不约而同指出我的写作存在的问题。有一个甚至说，由于你的写作方式，很难理解和评判你在说的意思。我一直记得这些批评，一直感谢这些鞭策。

我知道，自己的写作还处在初级的阶段---如果把，比如说，诺齐克这样的写作方式作为一种标准。我好几年前读诺齐克的书，虽然喜欢但对他写作上的好没有深刻的认识。如今自己用英文写论文，再读诺齐克的东西，才突然意识到那种恐怖的功力，恐怕非我十载，二十载的努力所能企及。如果把他比作山峰，我们就好像山脚下的小土丘。不是写作技巧，而是心智、心力和心性的差距。这样想来，一点浮躁也就该烟消云散了。